从两百年前的一人出版社,到今天的专职写作者

图片说明:现今知名的「茑屋书店」,名字出自江户时代的出版人茑屋重三郎,上图即为茑屋重三郎在江户时代所经营的书店。当时的书店,亦为与作家携手製作书的出版者,因此在茑屋店内可以看见店员忙着製书的样子。

如果回溯我母亲的父方家族约两百年,据说会追溯到一位写作者。这确实似乎是事实。从现在算起两百年前,就是1800年代初期。检视历史年表,会知道当时伊能忠敬还精神十足地踏着测量的脚步。《东海道中膝栗毛》的初篇也在这时期出版。

虽然至今无人知晓我的祖先到底写了些什幺,无论如何,他一定写着对我来说难以读懂的毛笔字,将文章写在厚度能编成一本书的纸张上,然后请雕刻木板的师傅刻版。包括藉由这木版印刷在纸上,之后再将其製成书籍的作业,应该就是我的祖先自己完成的。

印了几本?一本卖多少钱?如何把书卖出去?买家又是什幺样的人?虽然一无所知,但若只是想享受这种朦胧的推测乐趣,不管怎幺想都是自由自在的。

或许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东西。只有某种富裕程度以上,而且有知识教养阶层的人们,才会买吧。比方说,祖先大人,会不会是一间间拜访有钱的望族们,请他们掏钱购买自己的新作呢?我感觉假如以近江八幡为中心,搜索古宅的老仓库的话,有可能会找到那幺一两本。目标读者,说不定是寺院也不一定。或者完全相反,若是《东海道中膝栗毛》的仿作,或是其仿作的仿作那样的作品,销售管道跟读者一定会完全不同吧。

他似乎非常专注于写作。因为是不管本行工作也没关係的状况哪。顺便一提,母亲的父方家族,是能够追溯到圣德太子时代,近江八幡的念珠製造商。为人极为务实的圣德太子,将振兴地方产业作为目标之一,建议我的祖先能够从事瓦片或念珠的製造业。祖先选择了念珠。

说起为什幺要写这些,是因为我思考着,身为写作者却不只是专注写作,无论是印刷和装订製本,甚至连贩售都由自己完成的两百年前的祖先,与今日在此一样身为写作者的我之间的差异。他在身为一位专业着述者的同时,除了彫刻木版之外,其他所有一切基本上都是独立完成的,也就是间一人出版社。我只专注于写作这回事。自从我所写的东西成为铅字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,在这段时间中所写的原稿,全都是由出版社委託我写的东西。编辑会提议是否少了什幺,或者对编辑一言不发,他也会有所提案等等,就是有着服务于出版社的编辑,才会有的事。总的来说,全都是应要求所写的东西。虽然,要用什幺方法写些什幺,还是寄託在我一个人的自发性之上的东西就是了。

在我至今为止写的多少本书,以及身为其作者的我自己之间,一本都不例外,当中总有着出版社的介入。作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,所以谁都没有多想,但如果仔细想像,这难道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吗?那幺为什幺惊讶?因为有好几项,我就按照顺序下笔。首先最令人惊讶的,就是当写下原稿,让其成为校样,在我只进行所有必要的订正后,它就离开我的掌握了,存在于这状态中的事实。这不值得惊讶吗?我几乎接触不到它成形为一本书为止的作业,当它成为书本,推送往通路的过程中,还有排上书店展示,我都碰不到。

这是两百年的差距啊,你的祖先与你之间这两百年当中,一切都有所进步,产业技术也发达至极点,确立了非常洗练的分工制度,各种职能一项一项成立为产业或职业,并且能带来报酬──这种解释,只不过是对现状的平舖直叙。所以写作者也是这些职能的其中之一啊,不过就是变成这样而已。如果想要密切参与将书这种物体完成为止的过程的话,那非常简单可行。要想自己完成製本工作,那也没问题。第一次编出自己心中理想的书而感动,得到这样的幸福也是充分可能的事情。不过如果讲到把这本书,依照它被印刷出来的册数,全部自己一本本拿去卖怎幺样的话,我想大部分的作者都会说不要吧。这是因为很清楚付出的辛劳与成果太过不成比例。而根据我的判断,我认为出版社问题的核心,正在于此。

出版社所生产的书籍,经由名为取次的中盘流通代理商,再到零售书店这种贩卖代理业去,不断地流动着。据说日本的零售书店一年会有一千家以上停业。也有编辑说过,如果要我自己做什幺生意,只有书店我是绝对不会开的。他是一位在知名出版社累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后,被配属到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的男性。他举出的「只有书店绝对不干」的理由是:工作非常琐碎庞杂、营业额不高、工作量庞大,利益却微薄、要动用到全家的劳力工作、无法休假,诸如此类。

存在着许多毫无魅力的书店这一事实,应该会受到许多有所关注的人所承认吧。我认为这是盈利的问题。被一坪店面一天该有多少销售量这种算计所支配的书店的书架,还有任何空间,到处都显露着这种满溢而出的算计。虽然规模越庞大的出版社,越把「出版是文化事业」这种话挂在嘴边,但就算规模大到夸张好了,「漫画书的销售量又下跌了,哎呀该怎幺办」,其实不过是这种极度浅薄的东西。而规模庞大的出版社,又製造出了书店的低利润、重度劳动、缺乏魅力的书店、倒店数量的庞大这些因素。这正是因为规模大,所以有着余裕,能够把书价压得很低所造成的。

假设我随意逛进一家书店,买了三千元的书,如果书店得不到定价的百分之二十五,也就是七百五十元的利润的话,店方不但会理所当然苦于经营与劳动,而作为一家书店的独自魅力,也不可能有所展现。而且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字,与其说是最低限度不如直接说是下限。在现在的日本经营书店,能够支持这些无论如何想从卖书这件事情中找到某些价值,继续这份工作的人,就该是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这个数字。

越是採取压低定价策略而存活至今的大型出版社,越难以製作出能将定价的四分之一回馈给书店作为利润的书。这就是强迫全国的零售书店为之牺牲的大规模出版社最大的弱点。这里,虽然我自己这幺说了,但如果加以仔细分析的话,内容想必会複杂多样、谈起来大家吹鬍子瞪眼睛,最后大概会变成在讨论战后的日本到底是怎幺一回事吧。

至今为止,我所写作的所有书籍虽然都有着出版者的介入,但不管是在哪份工作中,我的来往对象就只有

因而,对写作者来说,他们最最乐意的,就是在每次工作中,只以一位编辑为来往对象,将这个想法延长思考,就会浮现出一个构图:如果这样优秀的编辑,同时也是一位规模极小出版社的优秀经营者最好。假如同时身为编辑与经营者,那幺业务,也就是贩售的领域中,也将有更多的工作机会。在此我们继续延长思考的话,则会遭遇到「写作者只停留在写作者的角色就好吗」这个问题。换个方式问,就是「写作者难道不能成为贩售者吗」这个问题。所谓贩卖印出来的书是如何一回事,在这个最困难的事情上,只是把身为写作者的我,与一人出版社的编辑、经营者,排在同一条线上。

不管哪家出版社,至少也都该拥有一家贩售自家书籍的零售书店,这是我从很久以前就有的论调。让其财务独立,让编辑与业务员们亲身体验零售店铺的运作。卖书的困难,以及藏在它背后的魅力,就这样继续感受下去,虽然这是不知何时所产生的论点,现在的我是如此判断着的。

大规模出版社有如惯习一般维持的低价设定,是把伴随着卖书这件事的难处,意图利用自身规模庞大的优势加以闪躲的结果。越便宜就会越好卖,这种想法。零售书店没完没了的大量倒闭,就是将卖书的困难透过流通系统加以扩大的形式,强要这些小店背负,最后将其压垮的过程。贩卖。这是最困难的。所谓卖书这件事,到底是什幺呢?既然因为要卖,所以要设想利润,那幺围绕着书籍的利润,究竟是什幺性质的东西呢?在一路思考这些困难的问题之后,最有效果的,果然还是将所有规模一口气缩小到最小单位吧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可以把最大的希望寄託在一人出版社上。

对我的祖先当中那一位写作者来说,他主要的销售场所应该就是京都吧。京都也一定有着书店。但是即使是都城,也难以想像书店会兴盛到每个路口都有一间。两百年前的京都,不知有没有五间书店。假设有,围绕着这五家书店做生意的祖先,要是知道这五间书店中,有三间书店各卖掉自己的一本着作,那一天他应该就会在旅社的一室安下身来,感到无比满足才对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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